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何会对新闻职业身份认同产生影响？这些危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和界定新闻行业的职业认同？又该以何种路径重构契合时代需求的新闻职业身份？这不仅关乎新闻从业人员个体的职业定位，更关系到新闻业在媒介融合时代的生存根基与发展方向。

　　近年来，新闻行业的职业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资深新闻从业人员离职或转行的数量增加[1]；二是新闻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对口率处于较低水平[2]，且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相对较弱，并产生职业认同危机[3]。其中原因，大多指向职业现实境遇与新媒体行业的冲击[4]。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面世以来，危机话语再度主导新闻社群的职业认知[5]，人工智能的发展又重新定义了“记者”的职业角色、技能和业务范围[6]，新闻职业身份认同危机进一步加剧。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何会对新闻职业身份认同产生影响？这些危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和界定新闻行业的职业认同？又该以何种路径重构契合时代需求的新闻职业身份？这不仅关乎新闻从业人员个体的职业定位，更关系到新闻业在媒介融合时代的生存根基与发展方向。根据笔者对传统主流媒体长达一年的参与式观察，本文将从媒介融合的现实语境出发，剖析新闻职业身份认同危机的表征形式和困境动因，并尝试探索其重构的可行路径。

　　职业身份是社会对某一职业的制度化定义，职业身份认同则是指个人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等的内在确认，它能增强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和工作收获感，也有助于形成职业群体的共同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因此，对一个行业来说，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至关重要。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认同是其在工作实践中对职业身份、职业价值与职业特征的认同状态[7]，包括角色认知、情感归属、价值认同三个维度。

　　角色认知包含自我角色认知和社会角色认知。自我角色认知是个体明确自己在职业中的角色、身份和职责，了解职业的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社会角色认知则是指从业者能洞察自身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作用，以及公众对该职业的期望和评价。自19世纪后期以来，生产与传播以事实为基础的公共信息是对新闻职业的一种普遍认知，真实地呈现事实、监测环境、反映社情民意和凝聚社会共识是职业新闻人的自我角色认知和社会角色认知。在漫长的专业实践中，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我角色认知与社会角色认知持续互动、相互形塑，最终形成角色认同并构建更为巩固的职业权威和职业边界。

　　情感归属是指个体在从业实践中对其职业身份所产生的情感联结与情感依附，集中表现为职业的幸福感、自尊感、成就感和归属感的正向情感体验，是个体从感性层面主动接纳并融入职业身份的过程。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职业幸福感是指从新闻工作中收获愉悦的情感体验；职业自尊感是指获得来自他者的尊重体验；职业成就感则是指个体在职业生涯中，通过努力达成新闻目标或取得职业成果后所获得的满足、自豪和自信的体验；归属感是指从业者将自身与新闻行业紧密联结，主动与新闻行业荣辱与共。这四种情感体验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了新闻职业身份认同的根基。

　　价值认同是指个体基于对职业的价值创造、信条理念与社会意义的理性评估，并将其纳入个人价值体系的内化过程，主要涵盖理念价值与实用价值。理念价值即新闻从业人员对职业核心价值观念的高度认同与践行，实用价值则是指新闻从业人员对职业回报体系的认可程度。新闻从业者通过评估劳动投入与收益间的匹配程度，形成对职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认知，进而增强职业忠诚度与自信心。因此，价值认同是新闻职业身份认同的保障。

　　角色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共同构成了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认同。然而，近年来传统媒体记者从业人数日益减少，职业认同感逐步下降，职业忠诚度充满不确定性[8]，可能危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传统身份的式微：传播变革中的权威消解。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从业者是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导者。数智技术的发展使信息内容的上传、编辑、发布和传播等操作简便易行，传者与受者的身份边界日渐模糊，新闻传播不再是机构媒体的“专权”。在重大事件现场，手持手机的公民通过短视频、图文直播等形式，能够实时全网传递现场信息，而新闻从业人员往往沦为“信息搬运工”，其作为第一现场采集者和传播内容把关者的角色被显著削弱。与此同时，平台的推荐机制、算法规则在公共议程设置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变化使新闻从业者的话语权不断弱化，新闻从业人员原有的身份角色呈现式微的趋势。

　　2.“新闻人”概念泛化：社会期待下的角色位移。在融合技术重构传播生态的当下，“新闻人”这一概念的边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泛化和模糊化，不再仅仅指涉职业记者或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而是获得了新的、“后职业”的内涵[9]。如今，“新闻人”的身份标签已从单一封闭的职业群体，演变为多元流动的社会角色集合体。他们是数据图表的制作者，也是舆情数据的分析师，还是账号矩阵的运营者。这一切都表明，新闻从业人员肩负的职责日益多元。社会公众不仅期待新闻人成为真相的发声者、信息的生产者，更希望他们成长为具备综合能力的服务者，广泛地嵌入社会传播链条的每一处节点。

　　1.行业发展的竞争压力增加职业倦怠。职业倦怠是一种由长期工作压力引发的心理综合征，而情绪耗竭被认为是职业倦怠的核心表征，是指由于情感资源耗尽而呈现的疲惫状态[10]。当下，随着各大机构媒体融合转型的进程加速，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形式愈发丰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稀缺的用户注意力资源。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媒体逐渐形成“内卷”态势。新闻从业人员处于随叫随到的“全天候待命”状态，独自处理采写、拍摄、编辑和发布等多项任务成为常态，甚至还需在内容创意、呈现形式和渠道选择上绞尽脑汁，以确保新闻能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新闻从业人员普遍出现幸福感、成就感、归属感都降低的情感耗竭特征，职业倦怠问题日益凸显。

　　2.技术迭代的替代压力降低职业信心。新兴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新闻传播的格局。相较于普通的人类员工，人工智能能全天候高效处理大量信息和自动生成新闻稿件。在2019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上，封面传媒推出的机器人记者“小封”展现出了极高的新闻产出效率，半个月时间，累计发稿542条，日均发稿量达到36篇左右，相关内容在全网阅读量累计超2亿人次[11]。2025年3月，意大利自由保守主义日报Il Foglio更是发布全球首份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报纸，这份4页的报纸的生产制作流程全部由人工智能操控。在技术高度主导传播的当下，部分新闻从业者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被替代的风险和被边缘化，对自身职业发展前景感到迷茫，职业信心受到重挫。

　　1.新闻核心理念：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消解困境。真实性与客观性作为新闻行业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理念，早已深深融入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血脉中。然而，在“唯快不破”的时效性追求下，新闻从业人员的内容生产周期被严重压缩，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对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和全面核实。与此同时，新闻从业人员为迎合当下信息接收的碎片化、轻量化与个性化的趋势，报道方式日益简化，进而削弱新闻真实性的呈现效果。另外，融媒体构建起双向甚至多向的信息交流渠道，让受众得以实时地对新闻作品表达想法，参与讨论。这种高度的互动性虽然增强了传播效果，却也放大了情绪因素在传播中的作用。新闻从业人员在与受众的频繁互动中，极易受到社会情绪的裹挟，其报道立场可能因受众反馈或舆论导向而发生偏移，从而对新闻的客观性构成挑战。

　　2.职业行为准则：新闻专业主义的异化危机。从19世纪以来，新闻专业主义就一直致力于将新闻业描述为具有专业性、主体性、公共性和进步性的力量[12]。但目前，新闻专业主义的界限正在被打破，与之伴生的话语体系和资源控制机制也面临挑战。伴随数字平台的强势崛起，“流量至上”的传播标准与新闻专业主义准则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优质新闻内容在流量竞争中遇冷，而娱乐化、夸张化的内容却因契合大众阅读喜好而广受欢迎。这种传播生态不仅挫伤了新闻从业者的积极性，更促使部分从业者将点击率、阅读量作为首要追求，通过娱乐化叙事、断章取义等手段博眼球。此类行为不仅消解了媒体公信力，误导公众认知，还导致新闻生产的价值标准逐渐偏离专业轨道。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困境并非源自单一因素，而是始终受到制度、组织与个体三重逻辑交互的制约。第一层制约来自制度层。1978年后，我国新闻行业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新闻从业人员既要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又要面向市场。这一制度使新闻从业者始终面临身份张力：在官方话语里，他们是“党的宣传工作者”；在财务报表里，他们是需要为广告与流量负责的“利润中心”。当“自媒体”以极低成本夺走了大量注意力资源，机构媒体被迫以更高投入争夺流量，这进一步放大了制度层面的绩九游娱乐NineGame效压力。这种制度性矛盾进而转化为第二重制约，即组织层面的制约。为了争夺公众注意力，媒体不断追加技术与人力投入，运营成本和绩效压力不断向下传导，最终落在一线的新闻从业人员身上，令不少人自嘲为“新闻民工”。面对持续加压的组织环境，部分新闻从业人员选择离职或跳槽至以流量为导向的新媒体平台，以换取更高的收入与更直接的变现路径[13]。第三重制约来自专业逻辑本身。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公共机构、学术社群、公众舆论等多元力量的持续互动而不断被重新定义、评估与再生产的动态话语体系。长期以来，新闻从业人员在多重角色冲突中持续进行自我调整，他们的“专业角色”先后与“事业单位”制度下的“职员角色”以及“企业化管理”下的“职业角色”展开激烈竞争，进而影响他们新闻作品的创作质量和职业身份的认同[14]。这种多重逻辑的冲突与割裂，是影响新闻作品的成色与记者产生自我怀疑的最直接因素。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的重构，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力分配的系统性再造。首先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引发了内容生产权力的分化。传统媒体以新闻从业人员为核心，形成了采、写、编、评的完整主导链条，而在效率与效益的驱动下，人工智能不断向新闻生产传播的各环节渗透，呈现全流程介入的特点，成为推动新闻业工作流程与角色转型的共识性力量[15]。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赋能于新闻筛选核查、写作编辑和分发互动等各个环节[16]。在体育，财经等领域，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已经可以覆盖大部分标准化内容，成为新闻生产的主力军。这种由技术主导的生产关系重组，使得新闻从业人员在部分领域逐步让渡于新兴力量和科技生产。其次，从传播渠道的权力转移来看，技术催生的短视频平台深刻改变了用户获取新闻的习惯。用户阵地与注意力开始向短视频平台大规模转移，内容影响呈现去中心化趋势。腾讯研究院202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87%的用户通过短视频来获得新闻信息。这说明传统新闻从业人员的“中心权力”被持续削弱。

　　社交媒体打破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传统界限，导致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与个人身份时常出现模糊交叠的状况。新闻从业人员既可以以职业身份在平台上发布日常工作动态、新闻报道及所属媒体的相关资讯来彰显自身的职业身份，又可以以个人身份分享工作之外的生活点滴、个人见解以及亲密关系[17]。当新闻从业者在媒体员工身份与个人身份之间切换时，公众难以分辨信息发布究竟属于个人行为还是职业行为，而那些过于个人化的内容有时会对新闻从业人员造成声誉损害，使受众质疑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可信度[18]。更值得注意的是，若发布的内容存在前后不一或者轻微错误，都可能招致受众的批评指责，情节严重时还会受到所在媒体机构的惩戒处理。

　　在社会舆论容易出现极端化和情绪化的当下，当新闻理想与现实困境之间出现错位，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不平衡组织压力与自己的职业规范和专业期望。这迫使他们重新思考用何种方式在社交媒体上表现自己的身份，到底如何以专业或个人的方式展现自己[19]。例如出现社会冲突性议题时，新闻从业者可能会选择主动回避观察舆论走向，还有一些新闻从业者常常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简介中加上“私人微博，与工作无关”“言论与任职单位无关”的声明[20]，以切割个人表达与职业身份的关联来降低潜在风险。而这种长期的自我设限与切割，在无形中背离了新闻从业人员对事实真相的执着追求，削弱了新闻从业者在职业实践中对客观性、公正性的坚守，社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评价随之滑坡，职业滤镜被祛魅。长此以往，新闻行业作为社会信息过滤器、公共话语平台的功能将被削弱，而新闻从业人员自身也可能在传统与现代的撕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逐渐迷失职业坐标。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行动者的实践行为始终受制于其所处场域内固有的权力结构和历史惯习。面对互联网平台的流量虹吸、舆论场域的碎片化与用户需求的多元化，急需一项制度重构、弹性监管、正确激励与技术嵌入的系统性工程[21]。

　　一是要加快推进一类事业单位实行二类事业管理，二类事业单位在财政支持基础上转为政府购买服务，推动主流媒体 “再市场化”[22]。主流媒体通过政府注资成立文化公司并进行自主管理，发展多元业务、推行混岗管理，利用资金进行自我积累和发展增强自主性和市场竞争力。在经济收益可观的情况下采取二类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制，追加新闻从业人员的绩效工资，提升市场化竞争的积极性[23]。同时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设立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用于适当保障媒体运营的基本人力成本、基本运行和物业设备维护更新等必要支出。对重大设施建设、运行和维护以及政策性增加的人员补助福利奖励等所需经费另行给予保障[24]。推动企业性质改革，既通过市场化增强活力，又通过财政保障托住基本盘，才能尽可能弥补体制内经营的不足。

　　二是加快构建并健全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科学评价与考核体系。在指标考核上，不能单纯按照转、评、赞数据计算绩效[25]，而要提高报道原创性、话题深度等内容质量指标，用户互动质量、内容传播力等传播互动指标，以及调查报道影响力、受众信任度等社会价值指标的权重。在评价方式上，多元全程公开是彰显客观的重要原则。引入内部编辑团队、专业评审委员会、普通用户、行业专家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多元主体[26]，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让评价更便捷、数据更全面，通过全流程动态反馈，助力媒体及时发现和化解问题，且评价过程与结果全程公开，接受各方监督。

　　三是重塑专业的制度保障体系。激励机制应与评价结果紧密挂钩，强化数据赋能的多维评价模型，对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等方面表现优异的创作者，对坚守专业精神、践行深度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给予物质奖励、法律保障及职业发展机会倾斜[27]，增强其职业荣誉感、责任感和安全感。同时推动行政管理减负，鼓励新媒体内容创新，赋予新闻从业人员对报道选题、采编流程的专业监督权，减少行政干预与商业干扰对专业判断的影响，最终促成适应全媒体传播格局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创作者、平台与受众良性互动的生态闭环。

　　首先，推动技术工具与新闻业务的深度融合。在内容生产层面，新闻从业人员要紧跟时代，学会使用智能化采编工具，在工作中将深度报道素材快速转化为符合短视频传播特点的轻量化可视化内容，在保持专业性的基础上增强作品的贴近性、互动性；在内容分发环节，新闻机构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短视频平台用户的偏好和需求，实现新闻从业人员制作的优质内容的精准推送，从而提高内容的触达率和影响力；在用户评价方面，有关部门可运用技术增强新闻从业人员与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互动，逐步重塑其在用户心中的信任形象。

　　其次，从业者在积极采纳新技术的过程中，努力掌握主动权，成为技术应用的引领者[28]。为此，新闻从业人员要转变传统观念与思维模式，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学习算法推荐、数据可视化、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基本原理，仔细分析技术介入后信息采集、加工、传播等环节的关系变化，进而推动新闻生产方式的创新。此外，新闻从业人员要清晰职业定位，自身优势在于聚焦内容创作的核心价值与深度洞察。虽然人工智能能处理海量数据、生成标准化文本，但难以替代人类对复杂社会现象的共情能力、对伦理困境的判断能力，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应利用技术作为新闻生产的辅助工具，提升新闻生产的整体质量与效率，减少职业认同危机的产生。

　　在媒介融合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媒体社交化已成为推动新闻与传播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身处这一变革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具体工作正从传统模式全面向数字化转型，社交媒体也成为新闻从业者大显身手的场域，但其内核优势依然是通过专业的操作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内容，因此，唯有新闻从业者主动进行角色转型才能稳定其作为专业人员的内核优势，而角色转型需要新闻人自身、新闻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努力。

　　首先，新闻从业者自身要提升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能力，既要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增强职业的正向影响，又要明确社交媒体场域中的身份边界，恪守专业操守与规范。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的 “热信息”，要保持理性与警惕，若其属于自身媒体关注范围，需利用职业资源和能力及时对其采访、求证，向社会公众呈现客观事实；面对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内容，要敢于通过所在媒体 “亮剑”，避免被虚假信息、有害信息带偏而成为其 “帮手”[29]。新媒体的普及运用使新闻从业者的私人身份范围不断缩小，甚至模糊不清，新闻工作者要更加注重自己言论的影响。[30]

　　其次，新闻机构要为从业者提供多方面的指导和支持。一是定期开展新的知识教育，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在适应数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情况下仍然坚守新闻的内核，在数字时代得到更新的专业理念将是提升新闻品质的重要线]；二是结合行业发展和业务需求，有针对性地举办新技能培训，帮助从业者熟悉和掌握数智新闻的制作和传播方法；三是组织专家学者、业界代表等，研究制定契合新闻行业特点、适应社会发展的规范，明确职业行为准则，为从业者提供行动指南[32]。

　　再次，社会要营造理性包容的舆论生态，给予新闻从业者角色转型的空间。一是通过媒体宣传、公众教育等方式，让公众理解新闻从业人员在社交媒体时代面临的身份困境，认清他们职业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区别，减少对他们个人化内容的过度解读与苛责；二是建立合理的容错机制与支持体系，当新闻从业人员因职业行为遭遇公众的舆论压力时，给予必要的指导与保护，避免其因过度担忧风险而选择视而不见，帮助他们在平衡组织压力与职业规范中找到平衡点，重拾对新闻职业身份的认同。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的浪潮打破了传统新闻业的壁垒，数字新闻业的发展使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认同危机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职业角色模糊与冲突，职业情感撕裂与疏离，职业价值消解与异化，动摇了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工作核心意义的坚守。身份认同危机的本质，实则是制度框架、技术逻辑与职业认知之间出现了显著张力，危机的出现正是制度、技术与职业认知不一致的直接体现。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危机不仅关乎个体的职业困惑，更关系到行业的生存根基与发展方向，因此，重构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身份认同刻不容缓。以制度调适推进新闻媒体治理创新、以技能体系重塑职业身份认同的边界、以角色转型稳定新闻从业人员内核优势是重构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未来的新闻业，边界将持续消融，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将不断拓展，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认同也将在动态调整中不断变得坚韧。

　　【本文为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转型向‘融’：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探究”(批准号：CX20240523）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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